去年一年央行七次次上調準備金率，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已達18%，加之前期的一些差別化調整措施，部分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已高達19%，而目前商業銀行的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僅為2.5%，受限于國內外的諸多因素，加息的空間僅為有限使得貨幣政策更多的依靠數量化的調控工具來收縮流動性，雖然高準備金率與低利率共存現象并沒有嚴格上的經濟學意義，但通過兩者之間的對比以及結合現象背后的宏觀經濟環境，我們能夠更加理解管理層的宏觀調控思路。

　　歷史上高準備金率與低利率共存的現象還是比較普遍的，按照央行歷年調整基準利率的時間點以及當時所對應的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我們認為這一共存現象可以劃分為五個時間區間段，即1990—1992年、1993—1996年下半年，1997—2002年、2003—2007年以及2008年至今，兩者最大時期相差分別為5.44%、7.33%、8.4%、6%以及15%，并且在每一個不同的歷史時間段上，基準利率與準備金率的差會逐步的拉大，而隨著差距的拉大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現迅速的縮窄，并馬上進入另一個差距擴大的區間。具體到共存現象形成的原因，我們認為前三個時段比較類似，即都是在準備金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通過基準利率的連續下調直接擴大了兩者時間的差距，在2003至2007年間，準備金率與基準利率都處于上調的區間，但準備金率上調的幅度和頻率更大些，這就造成了共存現象的發生，而2008年至今的共存現象形成略有不同，即準備金率上調的同時還連續下調利率，兩者之間的差成為歷史新高，并且隨著存款準備金率再度上調的可能性極大，而利率上調的空間極為有限，這樣一種差距就更為明顯。

　　高準備金率與低利率共存現象本沒有太多的經濟含義，不同的歷史時期因為當時的宏觀政策背景和國家改革進程中的不同需求，管理層在貨幣政策的選擇上常常會有所側重。在改革開放的初期，由于經濟體制的變革，宏觀經濟面臨比較大的沖擊，而連續多年的高增長也面臨硬著陸的風險，因此，比較及時和有效的貨幣政策成為當時管理層考慮的重點，調整利率直接左右社會經濟運行水平在宏觀調控上會占據比較有利的位置，所以前三個時間段都是在準備金率一定的情況下通過連續調整基準利率達到調控的目標，但是隨著市場化經濟逐步穩固，過于嚴厲和急剎車式的調控弊端逐步顯現，相反數量化的貨幣政策比如準備金率和央票對沖等成為管理層青睞的對象，對宏觀經濟進行微調，避免過于嚴厲的價格工具對經濟基本面產生巨大的沖擊顯得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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